◎汪精衛長女汪文惺以日記形式記錄1937-1938年日軍攻陷南京前後，輾轉各地避難的心路歷程，內容從未發表，與時局密不可分，橫跨記事備忘、志感抒情、戰亂、家庭婦女等諸多類別，由汪精衛親筆隨文批校，二人以文字交流彼此對戰爭和時局的觀察與思考，本書更收錄汪精衛數十張未曾出版過的私人家庭照片。書中紀錄皆有跡可尋，書末特別收錄與日記內容相關的報刊報導，當中敘述的人與事，更可與作者丈夫回憶錄《何孟恆雲煙散憶》比照閱讀，是無可置疑的信史。讀者可藉作者視角，了解中日戰爭時期，岌岌可危的國家處境，以及父女間對救亡圖存坦白真誠之看法。

序 | 余杰
評《汪文惺日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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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政治家、學者張蔭桓認為，西漢使者陸賈、蘇武、張騫等「博征約記」，為日記之嚆矢。漢代劉向《新序雜事》中指出：「司君之過而書之，日有記也。」日記屬於一種私人著述，顧名思義，是一種個人逐日記事的寫作方式。一般認為，日記是一種自我交流的形式，主要不是為了發表而進行的記錄和寫作，作者往往面對自己的內心世界，而不是廣大讀者和公眾，寫作過程中具有「非公共寫作」的特有心態，所以被譽為拒絕與人對話的心靈史、旁人不在的自我獨白。

在中文世界，自清末以來，日記逐漸成為歷史研究的重要素材。而在西方，日記在歷史研究中得到重視，則更晚一些。德國社會史學者 Jorn Rusen指出，過去所發生的事要能成為「歷史」，必須是這些事能對現今的狀態、情境或環境構成影響，以及為了追求未來方向而尋求在過去具有重要性的事物。亦即，過去的事要能成為歷史，必須與「現在」有密切關係，用意大利哲學家克羅齊的話來說就是「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一九八零年代，新文化史崛起，日記成為微觀歷史的第一手材料，其重要性備受青睞。

鄒振環在《日記文獻的分類與史料價值》中兼顧形式與內容，將日記文獻分為：記事備忘、工作、學術考據、宗教人生、遊歷探險、使行、志感抒情、文藝、戰難、科學、家庭婦女、學生、囚亡、外人在華等十四類。南京圖書館發現的汪精衛長女汪文惺的部分日記（一九三七年十一月至一九三八年四月），即橫跨了記事備忘、志感抒情、戰亂、家庭婦女等諸多類別，頗具研究價值。這些日記亦是身為大專生的汪文惺寫給父親批改的「作文」——作為國民政府第二號人物的汪精衛，在百忙之中不忘仔細批改、點評女兒的日記，父親之愛盡在其中。汪精衛一生為政治所累，與家人往往離多聚少，但其家教甚嚴，其家教也甚為成功，其子女及孫輩成年後大都術業有專攻，在西方社會自食其力，過著自由和獨立的生活。與之相比，在中國和台灣掌權至死的毛澤東與蔣介石，其後人多半為紈绔子弟、惡少怨婦，作惡多端、禍國殃民。

少女汪文惺，在這本時間跨度不到半年的日記中（其他時間段的日記目前尚未發現）描述了中日戰爭初期國民政府節節敗退的慘狀，她自己隨父親和政府從首都南京逃亡到武漢，其間還有一次香港、廣州之行。作為汪精衛的女兒，她生命安全有足夠的保障，她不曾看到前線的血肉橫飛，但這場慘烈的戰爭仍給她帶來巨大的震撼，乃至成為她提前到來的「成年禮」。她的日記，也不再是「少年不識愁滋味，為賦新詞強說愁」，而是「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

中日戰爭是一場中國、日本和美國「三輸」的「錯誤戰爭」。三國政府決策者的錯誤決策及被仇恨宣傳所扭曲的民意觸發的戰爭，讓三國都損失慘重——輕易啟動戰端的國民政府元氣大傷（就連比較替中華民國政府說話的史家都承認，是蔣介石率先在上海發動對日本的攻擊），之後被中共擊敗，逃亡至台灣，反攻大陸成為自欺欺人的謊話；日本與中國全面開戰後，又將戰爭擴大為太平洋戰爭，明治維新之後的現代化道路遭遇重挫，承受了兩枚原子彈，險些亡國滅種；美國打贏了太平洋戰爭，卻丟掉了中國，並眼睜睜地看著東南亞多國赤化（後來還不由自主地介入越南戰爭），至今共產中國仍是美國和西方民主世界最大的威脅。而這場戰爭真正的勝利者，是蘇聯史達林政權及作為其隨附組織的中共毛澤東集團，可惜當時的局中人沒有幾個具備看透此一歷史脈絡的「大歷史」的眼光——汪精衛是少數先知，所以他發起和平運動，企圖聯日反共，可惜最後功敗垂成，還被妖魔化為漢奸，承受罵名至今。

汪文惺受父親的影響，也對戰爭和時局有自己非主流的觀察和思考。她在日記中的記載和感想，跟一般被左派意識形態蠱惑、俘獲的「愛國青年」大不相同。在蔣系的宣傳機構大唱愛國、勝利的讚歌之際，她敏銳地看到了國軍不堪作戰，政府腐敗無能的真相。比如，十二月十三日，她在日記中寫道：「在這一次戰爭以前，似乎沒有把我們的力量，和敵人的力量估計清楚，即所謂不知己不知彼，如何可以不敗。」

在十二月二十三日的日記中，汪文惺記載了從南京逃到武漢、當初自告奮勇守南京並號稱與南京共存亡的唐生智來其家中做客的情形：「唐先生今天來吃晚飯，我們亦可以知得南京陷落的情形。據說：退兵時，士兵互相踐踏，由海軍部到挹江門，尸首堆積五尺多高，江上浮滿敗兵，呼號求救之聲不絕，悲不可言，慘不忍睹。這次南京不能守，亦是意中事，但絕對沒有想到如此悲慘。若然兩軍相對，戰鬥而死，是很值得的。自己互相擠擁踐踏而死，未免太無代價了，犧牲不是這樣的。我們聽後黯然，唐先生亦很難過，便回去了。」蔣介石和唐生智都是色厲內荏的偽君子，高調唱地響徹雲霄，但日軍還沒有打來，他們自己就率先逃亡。南京陷入無政府狀態，軍隊失去主帥，民眾更如一盤散沙，焉能不敗？「自己互相擠擁踐踏而死」的，比被日軍屠殺的更多。蔣、唐比侵略者更可恨，但他們卻無恥地苟活下來。

在十二月二十七日的日記中，汪文惺寫道：「杭州、濟南相繼失陷。濟南失守的時候，我國死亡的士兵不過一百餘人，便將重要的都會，輕輕送入敵人的手。最可慘的，民眾手無寸鐵，給敵人屠殺。這一種的殘酷，是誰弄到如此地步的呢？要是決定不守城，應當先有準備，使民眾疏散，不要天天在報上愚民，兵力如何鞏固，力量如何宏厚，可以守多少天，結果人民上當，最慘重的犧牲仍在民眾的身上！還加上『叛逆順民』，這樣太沒有公道了，太對不起信仰我們政府的同胞了。」汪精衛在這段日記後面加以評點說：「此段沈痛透切，俄國焚毀莫斯科時，先叫人民走開，然後軍隊走開，敵人入城之後，方纔縱火，這是一定的次序，斷沒有軍隊先走，撇下人民的道理。」俄國的沙皇政權對人民野蠻殘暴，但在戰時尚且知道愛護百姓生命，而所謂遵循「三民主義」意識形態的國民政府，卻如此不仁不義、視百姓如芻狗。汪精衛有詩人之心，有仁愛之心，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逐漸與蔣氏的路線漸行漸遠、分道揚鑣。

在一月十二日的日記中，汪文惺又寫道：「最近更痛心、不忍提，而不能不提的就是，散兵、土匪、地痞，我們的同胞而行敵人姦淫擄掠的獸行。這一種痛心、怨憤，使民眾見了軍隊就含恨畏懼，沒有辦法能使軍民結合的。」她說出了一般人不敢面對的真相：中國軍隊屠戮自己的人民，比侵略者的軍隊還要得心應手。這種情況，在隨後的抗戰期間屢見不鮮。比如，河南百姓痛恨國軍，有「水旱蝗湯」之說，「湯」就是指湯恩伯的部隊。河南民間武裝甚至攻擊湯恩伯潰敗的軍隊，消滅了十多萬人。當時，國軍來了是搶糧，日軍過來第一件事就是向百姓發放軍糧，國軍不管百姓死活，日軍為百姓打開生存之路。在「國家如此積貧積弱，軍隊如此雜色林立，社會如此危如懸卵」之刻，是餓死，還是生存，老百姓很容易做出選擇。

蔣介石企圖用中國軍民的血肉將自己鑄造成抗日英雄。而汪精衛是少數看出盲目對日作戰只能讓共產黨坐收漁翁之利的政治家：「跟著蔣高調繼續抗戰。以蔣現有的兵力，不但不足以抵抗日本，並且不足以控制共產黨。以蔣現有的環境，雖欲不跟着共產黨而不能。這樣下去，只有以整個國家、民族跟着蔣為共產黨的犧牲。」二戰之後中國歷史的走向，被他不幸而言中。

汪文惺的見識，遠高於那些自以為是、飛蛾撲火地奔赴延安的「菁英知識分子」，以及自視為中共同路人的民盟諸大佬（這些人大都有留洋的背景，學富五車，卻目光如豆）。汪文惺對中共的本質看得清清楚楚：「到了政府抗戰的時候，唱高調的人，早已連影都不見，忙著進展自己的勢力，以擁護政府抗戰為名，而其實別有組織，欲推翻政府來分散抗戰的力量。這一種組織倒是騙了盲目和失業的人，一天多似一天的到那裡去，以為唯一的出路就是赤化中國，向蘇聯叩頭。」

汪文惺還在一月十一日的日記中反駁中共《新華日報》發刊詞中「抗日高於一切，一切服從抗日」的說法：「以抗日為名而行離間之實，還在大言欺人，祗要看第八路軍的游而不擊，從一萬多人游出十馀萬人，便知他們的用心以保存實力了。『事實勝於雄辯』，望青年不要盲從，要寧靜觀察，看破他們的陰謀，不受他們的煽動，堅忍的埋頭苦幹，會打出一條民主的出路。」然而，大部分知識青年都受中共蠱惑，甘當中共的炮灰，或在延安整風中像王實味那樣被整肅及殺害，或在中共建政之後的反右運動中慘死於夾邊溝那樣的勞改營，或在文革中像老舍那樣被紅衛兵毒打後絕望地投湖自盡……家破人亡、死於非命，也算是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如果大部分中國的知識青年都能如汪文惺那樣對中共的宣傳術有足夠的免疫力，當代中國的歷史必定不會走入極權主義的死胡同。

汪文惺與父親一樣期盼中國能走向民主自由，但國際和國內局勢卻沿著與他們預期相反的方向直線墜落。日本對美開戰，發動太平洋戰爭，在此大變局之下，汪精衛苦心經營的和平運動頓成水月鏡花。他們擔心的最壞的結果——中共鹹魚翻身、赤化中國——遂一發不可收拾。汪精衛含恨而逝，陳璧君被囚禁而死，汪文惺等汪家後代則紛紛避居香港、海外——唯一值得欣慰的是，他們大都平安且高壽。

若將作為汪精衛的女兒的汪文惺與作為習近平的女兒的習明澤相比，僅以青年時代而論，她們的對照相當鮮明：在半威權體制的中華民國，汪文惺可以自由地讀魯迅等作家的著作，培養起獨立思考能力，也有具備民主自由的基本價值；而習明澤雖然留學美國哈佛大學，卻並未認同美國的民主自由價值，畢業後回到中國，繼續助紂為虐——諷刺的是，習明澤回到中國以後，成了一個其父親習近平陰影下的「隱形人」。媒體上沒有一篇關於她的報道，也找不到一張她成年後的照片（網路上習明澤的照片都是假的），這個中國的「第一公主」與北韓的金家第四代一樣神秘莫測。在此意義上，習明澤是中共極權體制中的一根螺絲釘，也是其犧牲品。習明澤會寫下日記嗎？中共領導人及其家人幾乎沒有寫日記的傳統，因此外界無從知曉他們真實的生活細節及所思所想。

從汪精衛的女兒到毛澤東的女兒再到習近平的女兒，百年來中國的歷史，是一部「倒著走的歷史」。什麼時候，中國的現代化之路才能走出歧途，走進正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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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美籍華裔作家，1998年出版處女作《火與冰》，有如魯迅和柏楊般的批判性文字和思想，深深影響了中國一代年輕人。多次入選「最具影響力的百名華人公共知識分子」名單，並獲頒「湯清基督教文藝獎」、「亞洲出版協會最佳評論獎」、「公民勇氣獎」等獎項。在近現代史領域，著有《彷徨英雄路：轉型時代知識分子的心靈史》、《1927：民國之死》、《1927：共和崩潰》等力作。

十一月十五日

敵機來了，站在地窖下太久，悶得發急，偷偷跑出地窖的洞口，仰望着蔚藍色的天空，沒有一點聲音，遠近起伏的山坡，烘托着一片紅葉，在秋色中，恬靜安閒，誰也想不到在敵機轟炸中，還有這樣和平的氣氛。［這一段寫得極好］

警報解除後，在小房間剪髮，一面看着新買來魯彥著的《野火》[ 鲁彦（1901—1944）原名王衡，字返我，後改名王忘我，浙江鎮海人，是現代小說家、翻譯家。著有長篇小說《野火》，又名《憤怒的鄉村》，主要描繪戰爭時期的農民生活和社會現實，揭示農民遭受壓迫的苦況。] ，正看得出神，他們說甘先生來了，駭得我一跳，才記得今天開始上課。急急忙忙跑出去，拿了幾本國文評註，《經史百家雜鈔》給甘先生[ 甘乃光（1897-1956）廣西岑溪人，字自明。廣州嶺南大學政治經濟系畢業，1924年任黃埔軍校英文秘書兼政治教官，1926年1月當選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先後任國民黨青年部長、農民部長，其著有《先秦經濟思想史》，譯有《美國政黨史》等書。]選。他說：「我教書用不着這些。」倒弄得我不知如何是好。幸而甘先生教了我新的讀書方法：

（一）看雜誌不分性質將好的句子抄下。

（二）將全篇撮要，或者寫下讀後的雜感。隨着自己意思寫，沒有一定的格式。［是好方法，寫得很清楚］

（三）字要寫得齊整清楚。

以後不論何時何地，應依着這讀書方法來做，有先生指導更好，不然，自己自修，亦有一個指南。

我悵惘着，在炮火之下，能享受幾天安閒的讀書生活。［結得有味］

汪文惺 （1914—2015）字仲蘊，原名惺，取與曾醒的名同音，汪精衛和陳璧君大女兒，何孟恆妻。

1914年12月28日出生於法國土魯斯Toulouse，暱稱「咪咪、美美」（由法文名字Louise Michelle而來，取自女革命家），當時正值歐洲第一次大戰，母親因避難而奔走勞頓，孩子不足七個月便生下，得外祖母衛月朗和方君瑛、曾醒細心照料，得以倖存。她亦因體弱，自幼緊隨父母，輾轉各地讀書。

幼時於家塾受學於屈向邦，認識何孟恆，後入讀吳稚暉負責的海外預備學校，1926年隨汪精衛回歐，返國後入讀中華女子中學，1936年入無鍚江蘇省立教育學院，修讀鄉村教育。她也曾拜入名畫家吳湖帆弟子吳道鄰、陳樹人等門下。

1948年到香港，為工作方便改名楚芙，1950年代於明英學校任職教師，並接受師資訓練，後任教天神嘉諾撒學校，直至退休，1984年移民美國，2010年與丈夫創辦汪精衛紀念託管會，2015年9月13日在紐約逝世。

【推薦序】
暢銷美籍華裔作家余杰：「汪精衛長女汪文惺的部分日記（⼀九三七年十一月至一九三八年四月），即橫跨了記事備忘、志感抒情、戰亂、家庭婦女等諸多類別，頗具研究價值。這些日記亦是身為大專生的汪文惺寫給⽗親批改的「作文」——作為國民政府第二號人物的汪精衛，在百忙之中不忘仔細批改、點評女兒的日記，父親之愛盡在其中。」

美國聖邁可學院歷史學系榮譽退休教授王克文：「本書對汪精衛的研究有重大貢獻，特別是有關他在中日戰爭首一年的思想研究。」

文學專家羅葉博士：「汪文惺日記中的這些汪精衛批註手跡既是十分私密性的文字，無需考慮加以掩飾，故其表露汪氏思想的真實性毋庸置疑，是探究汪氏思想十分可靠的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