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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論臺灣鼠疫緣起
臺灣鼠疫從何而來？中國傳入？日本傳入？臺灣本土風土病？為何會推測日本傳入？因為日本人自1895年始政臺灣，隔年就爆發鼠疫疫情，有沒有可能臺灣的鼠疫源自於日本而非中國？當時臺灣民間也有諸多討論，云云日本領有臺灣的隔年即爆發鼠疫，難道不是日人帶來的嗎？但殖民政府提出反駁，認為當時中國鼠疫大流行，臺灣僅一水之隔焉有不被傳染的道理？且日本在1899年才被中國感染，於神戶爆發疫情，而認為中國與印度方是鼠疫起源地，臺灣為日本帝國領土，與歐洲諸國同為強權大國，如此疫病甚是可恥，必須儘快撲滅。
當時中國華南鼠疫，也因為國際貿易之便，由中國擴散疫情到日本，所以筆者從日本鼠疫發生時期與過程做分析，試圖確定臺灣鼠疫緣起。日本在明治維新前的古籍史料中，對於疫病的稱呼種類症狀，也多是模糊不淸的敍述方式，在明治維新之後全面西化的現代化，對於傳染病記載有明確的統計數據。1880年代，日本本土主要傳染病以コレラ（霍亂）、赤痢（痢疾）、痘疹（天花）、チフス（斑疹傷寒）、腸チフス（傷寒）、ジフテリア（白喉）這六大列為主，從河田勇藏《官民必讀法林》所統計的資料，自1888年到1894年，日本最主要傳染病的統計表中，我們可以看到痢疾患病人數最高，在7年內造成531,950人染病，128,675人死亡，但痢疾死亡率並非最高，而是霍亂，在這7年之間染病人數60,772人，死亡人數44,952，平均死亡率高達7成以上。日本國內霍亂是屬於輸入型的傳染病，尤其以沿海城市為主要感染地區，流行季節多在夏季，尤其是八、九月間，整個疫病流行時程長達4個月，以這一份資料六種主要傳染病，筆者並未發現鼠疫感染的病例，如果1894年之前，日本沒有鼠疫傳染病，那麼1896年發生的臺灣鼠疫，應非從日本感染而來。
1896年日本才首次發現了鼠疫病例，由停靠在橫濱港的英國輪船上的旅客，身上患有鼠疫菌而發現，這一個案例是屬於輸入型的病例，而在日本本土原發型鼠疫，是在1899年11月神戶以及大阪產生本土原發性鼠疫，値得注意的是不論是輸入型或是原發型，這些鼠疫傳染病的來源皆屬於港口城市。神戶鼠疫共造成23人感染，但是疫情並未擴散，而大阪市的疫情持續到1900年，共造成230人染疫，死亡198人，死亡率86.09%。另一份數據顯示出，十九世紀末的日本，以大阪府為主要鼠疫重災區，始自於1899年到1926年間，共有2,914個患者，造成2,377人死亡。日本鼠疫的由來，從廣川和花發表的〈近代大阪のペスト流行にみる衛生行政の展開と医療 衛生環境〉論文中，研究了中國鼠疫傳播途徑，香港跟日本之間因為貿易往來，推測疫病來自於中國，也探討了中國北方滿洲地區，與嶺南鼠疫以病理現象，去推測傳染發展之異同。另一學者坂口誠所發表之〈近代大阪のペスト流行，1905-1910年〉，該篇文章以大阪府二十世紀初的鼠疫研究為主，以日本與孟買之間頻繁的棉花貿易，來推測鼠疫來自於海外傳入，源自於國際貿易網路。日本鼠疫流行並未重創日本社會，反而檢視出日本在十九世紀中期，因為霍亂大流行，與日本明治維新運動之後，當局建立起醫療公共防疫的政策，與詳實疫病的統計數據，並於後續的鼠疫達到極佳的效果，不論在染疫人數與疫病流行時程。
另外鼠疫發生之地，大多為貧窮落後，或是衛生基礎建設不足的國家地區，而日本鼠疫的爆發反而與傳統因不潔而引起的疫病流行不同，主因是城市中包含國際海運與本地水路系統，以及因應貨運需求而建構的倉庫，成為整個疫病傳播的主因，當局在疫情期間，採取的交通禁斷、隔離、消毒、補鼠、醫療介入……等防疫策略。基於上述所述，筆者以當時臺灣首例病疫的產生，與傳播途徑來做分析，認為臺灣鼠疫並非源自於日本，而是專注的中國與臺灣之間傳播途徑之研究。
前述中我們得知，在日治之前臺灣風土病症與傳染病的記載在傳統史料中，對於病名、病症的描述是模糊的，多以疫、瘟疫、大疫等字眼帶過，所以很難得知日治之前，臺灣是否就存在著鼠疫，以筆者之考證可以確定的是臺灣非鼠疫自然疫源地，所以鼠疫非本地原發型，當外來的傳染源；另外臺灣與中國福建省往來密切，世界第三次鼠疫大流行，源自於中國雲南，一路往東蔓延，直到1884年傳染到福建廈門地區，比香港鼠疫發生還提早10年，這部分在論文第四章第三節有詳述，當時與臺灣往來密切的中國港口有廈門、泉州、福州，首次鼠疫年份分別為1884年、1888年、1890年，史學家認定臺灣鼠疫由這幾處蔓延來臺當為屬實，另外臺灣鼠疫的傳播也獨具特色，並非「一點突破、全面擴張」，而是多點突破全面擴張，以北中南三個地區第一次鼠疫病例來看，臺南安平1896年4月第一起病例，同年10月臺北產生疫情，隔年1897年2月，中部鹿港地區第一起病例來看，這三起病例都是病發於港口型城市，然後在周邊城鎭呈輻射狀爆發，會造成這樣的傳染特色，筆者認為與當時中國對台往來，主要港口由北而南福州、泉州、廈門有關，加上臺灣當時交通建設不足，島內運輸多以航運為主，地域限制了陸上交通的發展，也緩和了傳染病藉著人類遷徙而傳播致病。
在殖民政府的立場上，認為鼠疫從中國而來，但不排除在日治之前的淸領時代，鼠疫已在存在於臺灣；這個論點非常有趣，殖民政府一方面認定鼠疫是外來傳染病，一方面又不排除鼠疫是臺灣風土病之一；在那個醫療不發達的年代，這樣的推斷有其道理，但這樣曖昧不淸的敍述於官方文件中，筆者推斷殖民政府，有意將鼠疫打成臺灣風土病，是為了在國家衛生理論的統治架構中，增強統治者對民間控制的力道，這部分在後續章節詳述。
從第一個鼠疫案例之後的22年間，鼠疫在臺灣肆虐全島，除了臺東與恆春之外無一倖免，這些病例都集中在明治四十一年（1908年）之前，而該年之後全島疫情趨緩，僅剩餘嘉義廳所屬地區，仍是鼠疫感染猖獗地區，整個疫情反覆22年，期間以明治三十四年（1901年）最為慘烈，全島患者共達4,499人，導致3,673人死亡，其中最嚴重地區依序為，臺南廳患者1,461死亡1,142，臺北廳患者1,284死亡1,142，嘉義廳患者886死亡717人655。
以上內容節錄自《十九世紀華南鼠疫兩岸三地中（漢）醫治則》殷揚智等著．白象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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